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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13:31:40【3409754】
,随着进一步的侦查,可能一开始通知的涉嫌的罪名和后来的又不一致,因为可能随着侦查罪名发生了变化、案件的情况也发生的变化,所以为了适应各种复杂的情况,法律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当根据这一规定,根据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来通知。 资料图:伊朗帕尔钦军事基地卫星照片,外界指伊朗曾在此进行核研究《以色列国土报》3月7日援引美联社的报道说,消息人士称,从间谍卫星拍摄的关于伊朗一个军事基地的图片显示,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在秘密地清理一些放射性物质的痕迹,这表明伊朗试图制造核武器。报道称,这些卫星图片显示的是伊朗一个军事基地,现场有卡车和推土机,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放射性物质的痕迹。两位消息人士向美联社透露,这些迹象都表明伊朗在测试引爆核爆炸的中子引爆器。另外一个消息人虽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但表示,在该基地进行的任何中子引爆活动都是处于发展核武器的背景之下。国际社会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讨论不胜枚举,伊朗局势持续胶着,而且根据近日的报道,以色列为了阻止伊朗制造核武器,已经在考虑先发制人。 国际在线报道: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8日(星期四)16时45分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就“刑事诉讼法修改”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光明日报和光明网记者: 我的问题还是和采取强制措施以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有关。我们注意到,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的时候曾经规定,通知家属的时候应当把采取强制措施的场所和原因告诉家属,但是我看了今天上午拿到了三审的版本,发现采取强制措施的原因和场所这几个字都删掉了,这就有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原则上是要通知家属的,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告诉家属采取强制措施的原因和场所是在哪里,这样操作起来是不是就有一定的困难?请郎主任回答这个问题。 郎胜: 正如刚才这位记者所说的,在原来的稿子上写的是原因和场所应当通知,采取强制措施通知是司法机关应当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是当事人的一种权利,但实践当中,案件的情况非常复杂,当事人的情况也很复杂。当然,他需要知道我的事情是不是已经通知了家属。在通知的时候情况不太一样,有的情况下,比如他已经请了律师了,那么就不需要说通知律师了,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你在通知的时候还需要告诉家里人替我去委托个律师。所以通知的内容非常多,每个案件的情况又不同,不可能在法律里都一一作出规定。应当说,现在做了通知家属这样一个原则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就都包含了采取强制措施的原因、羁押的场所。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一个人犯罪,有了犯罪线索,当时根据这个犯罪线索来通知,但是事后随着案件的进展,随着进一步的侦查,可能一开始通知的涉嫌的罪名和后来的又不一致,因为可能随着侦查罪名发生了变化、案件的情况也发生的变化,所以为了适应各种复杂的情况,法律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当根据这一规定,根据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来通知。 中新网3月8日电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8日表示,中国迅速富了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怎样实现共同富裕和“富要富到哪里去”。他还说,艺术家、作家应该面对这个时代,但现在“文学离我们的生活和时代远了”。 全国政协3月8日举行主题为“深化文体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记者会,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王健林、单霁翔、尹力、樊锦诗、张和平围绕文化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有媒体记者就农村题材作品和诗人生存困境发问,冯骥才称这个问题“问到了我们作家的良心上了”,自己很感动。 在冯骥才看来,中国现在是迅速富了,但是迅速富了以后还是有两个问题要考虑的:包括怎么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自己常在下面跑发现,稿费真的是很少,地方的情况确实很艰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富要富到哪去。 冯骥才说,诗人靠写诗为生是很难的事。比如去年获诺贝尔奖的诗人(编者注: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一年才写了一首诗,靠那首诗按现在稿费计算说实话比民工还苦,那是不可能的事。 他表示,现在的中国作家确实存在和生活的关系问题,作家对这个时代、对土地和人们的命运是不是关切的问题。艺术家、作家应该面对这个时代。自己曾经提过一句话:“艺术家要面对艺术、面对生活,背对市场、背对钱。” 冯骥才说:“我觉得我们的文学离我们的生活和时代远了。看看我们的电视剧、电影有多少是深刻洞悉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真正关切我们大地的灵魂、人民的命运的深刻作品的呢?” 国际在线报道: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8日(星期四)16时45分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就“刑事诉讼法修改”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 这一稿的修改很多法律工作者都觉得有比较大的进步,但是他们比较关注的是这些条款在实践当中能不能得到落实。他们有几个担忧,比如在监视居住期间如果发生执法人员违法的情况,有什么救济的途径?比如律师如果想见当事人,可是见不着,他们又有什么可以申诉的途径?最后想再问一个问题,律师们其实也希望能够有在场权,在侦查期间的时候就能够有在场的权利,而不是之后才见当事人。请问这次修改为什么不能把这个纳入?谢谢。 郎胜: 法律制定以后,如何保证法律真正得到实施,这不仅是刚才这位记者提出的关注点,其实也是我们广大人民关注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在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法律的执行变得更为突出,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怎么保证法律的实施,除了执法机关应当严格地依法办事以外,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同时加强各个方面的监督,都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在立法上也需要把法律规定得更坚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刚才提了两个问题:一是在监视居住的过程中发生了问题怎么救济。在这次立法过程中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法律修正案中明确规定,监视居住要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同时对律师辩护、提供法律帮助作了规定。一方面,律师可以提供法律帮助;另外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进行监督。从这些方面,从制度设计上来保证这样的一些法律制度能够有效地实施,或者防止在实行过程中出现违法的现象。 至于律师在履行自己的职权过程中,如果权益受到侵害怎么办?这次在加强当事人的辩护权、维护律师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方面,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做了许多规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比如申请回避,比如阅卷。但是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定,就是律师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他的权益受到侵犯,有关机关违反法律的规定阻挠他行使这样的权利,这次的法律中专门规定,律师有权申诉和控告,专门对这些程序作出了规定,来保障律师能够顺利履行职责。 中新网3月8日电 8日下午,全国政协举行主题为“深化文体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记者会。在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痛批当下文化产业园“假大空”,很多都是为圈钱。 冯骥才表示,文化产业是大规模生产的经营性或者是服务性的行业,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可以列入其中。有很多精神性的东西比如诗歌,既不能打造也不能生产,永远进不了产业。 冯骥才指出,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让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非常正确。但是现在文化产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创意,有很多是虚的。文化没有创造就没有持续的生命力,产业没有创造性的内容、方法和新的技术,也发展不下去。就像作家没有持续的作品,他的生命就完结了。 “现在很多文化产业园都是假大空,实际上里面没有任何内容,浪费了很多钱”,冯骥才说,“应该非常科学、理性地对待文化产业,要有充分的专家论证,才能把一个个产业真正做下去。”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张强):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7日,日本文部科学省特别项目研究小组公布了东京首都圈地区的地震频率研究报告。报告显示,自日本大地震发生以来,东京地区的地震活动更加活跃。目前东京地区的地震发生频率是“311”大地震前的近3倍。报告指出,日本首都圈随时有可能发生里氏7级左右的直下型地震。研究小组发现,“311”日本大地震后,南关东地区发生的里氏3级以上的地震比大地震前增加了近7倍。虽然目前地震发生频率已逐渐减少,但发生大地震的风险依然很高。日本中央防灾会议把未来30年东京首都圈地区发生直下型地震的概率设定为70%。根据这项研究报告,日本中央防灾会议决定从4月起重新进行首都圈直下型地震的灾害预测。据目前的预测,东京湾北部发生地震的话,有可能造成1.1万人死亡。此外,研究小组成员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平田直教授认为,一旦东京首都圈地区发生地震,火灾引发的伤亡损失不容小觑,应当尽早解决部分地区木质住宅集中等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人民网北京3月8日电 (人民网前方报道组)今天下午16时45分,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就“刑事诉讼法修改”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香港南华早报记者:这一稿的修改很多法律工作者都觉得有比较大的进步,但是他们比较关注的是这些条款在实践当中能不能得到落实。他们有几个担忧,比如在监视居住期间如果发生执法人员违法的情况,有什么救济的途径?比如律师如果想见当事人,可是见不着,他们又有什么可以申诉的途径?最后想再问一个问题,律师们其实也希望能够有在场权,在侦查期间的时候就能够有在场的权利,而不是之后才见当事人。请问这次修改为什么不能把这个纳入?郎胜:法律制定以后,如何保证法律真正得到实施,这不仅是刚才这位记者提出的关注点,其实也是我们广大人民关注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在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法律的执行变得更为突出,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怎么保证法律的实施,除了执法机关应当严格地依法办事以外,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同时加强各个方面的监督,都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在立法上也需要把法律规定得更坚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刚才提了两个问题:一是在监视居住的过程中发生了问题怎么救济。在这次立法过程中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法律修正案中明确规定,监视居住要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同时对律师辩护、提供法律帮助作了规定。一方面,律师可以提供法律帮助;另外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进行监督。从这些方面,从制度设计上来保证这样的一些法律制度能够有效地实施,或者防止在实行过程中出现违法的现象。至于律师在履行自己的职权过程中,如果权益受到侵害怎么办?这次在加强当事人的辩护权、维护律师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方面,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做了许多规定,比如申请回避,比如阅卷。但是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定,就是律师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他的权益受到侵犯,有关机关违反法律的规定阻挠他行使这样的权利,这次的法律中专门规定,律师有权申诉和控告,专门对这些程序作出了规定,来保障律师能够顺利履行职责。 中新网3月8日电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8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就“刑事诉讼法修改”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他就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三审稿为何删除“将采取强制措施的原因和场所告知家属”作出回应。 有记者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曾规定,应当把采取强制措施的场所和原因告诉家属,但是三审版本删掉“告知原因和场所”的规定,这就有一个矛盾:一方面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原则上要通知家属,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告诉家属采取强制措施的原因和场所是在哪里,这样操作起来是不是有一定困难? 郎胜回答说,原来的稿子上写的是原因和场所应当通知,采取强制措施通知是司法机关应当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是当事人的一种权利,但实践当中,案件的情况非常复杂,当事人的情况也很复杂。 “应当说,现在做了通知家属这样一个原则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就都包含了采取强制措施的原因、羁押的场所。”他说,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一个人犯罪,有了犯罪线索,当时根据这个犯罪线索来通知,但是事后随着案件的进展,随着进一步的侦查,可能一开始通知的涉嫌的罪名和后来的又不一致,因为可能随着侦查罪名发生了变化、案件的情况 澳门永利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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